从我本人所身历的情况，关于内地抗战的情况，我是了解得不详细的。本来中日的一场战争，可以说开始于九一八沈阳失陷，到七七芦沟桥事变，华北五省都给日本人侵占了。

  中国人的观察，日本人侵占了我们这许多土地，一定要经过消化工作，才会影响到华中，所以大部分人都想从此能够获得一个苟安的时期，还有好多时期可以拖延，但是日本人却贪得无厌，得寸进尺，咄咄逼人，一下子就到华中来继续滋生事端。

  日本人对世界的宣传，总是说中国人先发生某项事件，迫得他们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，分别地区订立条约。譬如七七事变的起因，他们说是日军有一匹军马，被中国军队拉了去，于是开始轰炸宛平县，其实是否有军马失踪，也无从查考。上海一·二八事件发生，日本人说是三友实业社职工埋葬了他们一个从军和尚。这些事情，算他都是真的，也该协商解决，不至于会掀起一场大战。而战争结果，必然是威胁中国签定一个协定，如塘沽协定、淞沪协定之类，依据这一些协定，就大大地扩展他们侵略性的军事势力。

  日本人对南京方面发出的威胁，当时有一种腾传众口的论调，说是：三天可以占据南京，七天可以征服整个中国。这种论调，当然是宣传性质。但是很多恐日病的人，认为有此可能。

  他们在南京制造事件，仍一套老手法，一天，宣布日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失踪了，在国际上他们宣称这又是中国人的排日行为，藏本确有其人，而且也料不到第五天时，藏本却静悄悄地从一个山洞中爬出来，觅取食物，中国人的警觉性很高，一下子就认出他是日本人，于是由郊外的一个派出所，派了几名警察把藏本送到警察总局，录取他的口供，藏本承认他是故意失踪，而且原本要自杀来报国的，但是他到了一个山洞之中，怀念家人，下不了这个决心，又因为饥饿难忍，所以出来觅取食物。这份口供，当时曾制版送刊各报，外交部派员把藏本送交日方。这一下子，日本人大丢其脸，名为藏本事件。一时南京民心就安定下来，连上海的市民都松了一口气。

  安定了一个时期，日本人的花样又来了，他们在上海，不是说日本军人被杀，就说日本居留中国的侨民被辱，又将大批军人由日本轮船运送来沪。这一次，政府有了准备，第一是银元收尽，法币的币制改革已成功，不怕他们捣乱金融，第二是训练成功的新兵，一师一师地准备上阵，于是反其道而行之，态度坚强，向来日本人逢到中国方面硬了，他们就软了下来，中国一软，他们就强硬起来。所以在这个紧张关头，政府对淞沪协定也顾不得了，只有把正规军调到上海四郊闸北和吴淞，意欲以武力来作为谈判的后盾。

  军人们个个想向日本军队作战，人人兴奋，都抱有敌忾同仇之心，所以军队一到了上海，还没有多时，战争就爆发了。

  八一三一战，把日本人三天占领南京的美梦完全打破，而且暴露出许多败迹，战了好久，总是不能取胜，经过重重困难，才打到南京。这一回日本人愤怒极了，所以一占领了南京，就实行大屠杀。

  这个时节，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，于是把战争停顿下来，中国政府得到了这个喘息时间，就部署好了第二道防线及第三道防线，这样打起来，日方就泥足深陷了。

  我们上海人，在八一三作战时，兴奋得了不得，上海租界成为后方的供应站，军方要什么，民众就供应什么，直到日军攻破了第一道防线之后，民气就消沉下来。

  当时日军对英美法三国的态度，还是保持着相当的尊重，英法两租界是不来骚扰的。中国方面的抗日人员，还可以自由搭乘洋商轮船，逃难到香港，有些还可以从香港回上海来做工作。

  租界上的海关照常办公，关余按时拨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，这些银行也照常办公，市民仍旧使用法币，法币的价值一些也没有变动。

  向来日本人每占领到一处，就发出一种军票，但是军票的使用十分困难，大家不接受。就连为虎作伥的汉奸，也不敢把军票拿出来使用，所以日本军方不得不要求各家日本银行，把旧时所存储的中国法币拿出来使用。这一些状况，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。

  日本军队最初的计划，占领了一个地方，就使用军票收购当地的食粮和一切物资，但是这个计划，大体上是失败的，因为军票是日本军部所印行的，与日本本国的日元是不相联系的，显然他们是准备把这种军票嫁祸于中国老百姓头上，将来这笔糊涂账与日本金融界毫无关系。

  尽管日本军打一仗胜一仗，地方越占越大，但是中国老百姓都有一个普遍深刻的印象，认为日本人泥足越陷越深，最后胜利必属于我，所以对军票的使用，用尽一切方法来推诿。军票的应用场景范围极小，只有一些附逆的汉奸，组织地方维持会，为了奉承日本军人起见，勉勉强强把军票接受下来。这些汉奸，初期全是些无智无识的地痞流氓以及失意的土豪劣绅，他们虽然用尽方法，狐假虎威地大力推行军票，但终于推来推去推不开。

  再深刻地讲一句，这些地痞劣绅逢迎日军，也无非想弄些钱，然而拿到的全是军票，以军票来换法币，到处都没有人要，所以他们内心非常痛苦，知道军票的前途将来是会一文不值。

  日军进展得很快，每占据一个地方，就要组织一个地方维持会，也算了却一件心事，大批的军队，本来想以战养战，一切开支以军票来支付，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，他们也没时间来做推行的工作。所以日本人所用的军用物资，都要由日本军舰运来，在当地是接济不了的。

  又有一个原因，日本人打进一个城市，只留少数士兵维持城市的治安，一切民间事情都假手于汉奸，但是粮食在城市间储存不多，要到四乡去搜罗，军票是行不通的，不论城市乡郊，要买大量粮食和蔬菜，还是要靠中国的老法币。

  中国的老法币，日本人手上所有的只限于上海几家日本银行的存储，日军一路打出去，一路需要老法币来使用，显然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只限于城市，一出了城，军票就一点也买不到东西。中国人渐渐地看穿了日本人的情形，他们的军事只占据了几个点和线;，所谓点就是城市，所谓线就是交通线，越出了点和线，他们就没有力量了。日本散兵一出城市，动辄会不明不白地死掉，因此他们在点线之外的地区，去都不敢去。

  点线;，由地方的团队维持治安，当然坏人数量占得多，所以良好的游击区比较少，而坏人占据游击区比较多，在中国军政撤退之后，就成为他们胡天胡地的世界，这些地区还是相信老法币，军票是一张也用不掉的。

  我住在租界上，租界上初时日本人绝不干涉任何事，所以上海称为孤岛，有英法两租界的当局维持治安，再出动万国商团来作为警备队，市面不但不见萧条，反而繁荣了数倍。那时个人会使用的纸币，仍然是清一色的老法币。

  我有许多学生，有些从闸北逃出来，有些从外埠逃来，有一次在谈话中，某一学生问我有没有见到过军票？他说后就拿出一张一元面额的军票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军票。

  有一天，摄影画报的主持人林泽苍赶来，匆匆忙忙地对我说：我现在要买三百元军票，你有没有很好的方法？我当即拒绝他说：这事我一无办法，还是另请高明。林泽苍说：事情很紧要，非要办到三百元军票不可。于是他就在我家中打了十几个电话给他的朋友，恰巧有一个朋友来自苏州沦陷区，有的是军票，于是林泽苍才如愿以偿。

  我在闲谈之中，问林泽苍：你为什么急急要三百元军票呢？他说：有一个朋友，在虹口开照相馆，中日大战初期，各行店铺都已停业，唯有照相馆的生意好得出奇，都是日本军人来光顾的，日本军人有一种怪癖，他们妇女，明明是一件不可告人的丑事，但仍要拍一张照片，而且要把妇女的面貌衣衫都拍进去，这种照片，一天要冲印几百张，所以生意好得很，冲印的材料和纸张，都由日本军方供给，但日本人也有舞弊的，有一个日本人说：你如给我三百元军票的话，我就额外配给你一些冲晒的纸张，是不在配给范围以内的私人行动。这位老板就和林泽苍说：现在南京大屠杀，奸淫的底片成千成万地交到，可是印的晒纸有记录，一张都不许偷印，你如果能替我筹到三百元军票，我就以买到那日本人的走私晒纸，多印两套，一套给你，一套归我。

  林泽苍认为这些照片，是日本军人作恶的铁证，不但有新闻价值，而且公诸于全世界，还有意外的作用。所以他要急急地筹备这笔数目，准备带到虹口去。（那时节出入虹口，经过日军岗位，要鞠躬致敬，手上拿的东西要公开来给日军检查，但是摄影的晒纸一见光就会走光失效，即使租界有晒纸可买，也过不了关，所以只能用军票在虹口当地秘密收买。)

  过了十几天，关于日军在南京奸杀的照片，已全部印出，不知用什么方式运出虹口，递给林泽苍，泽苍偷偷地给我看了一下，这类照片共有一百多张，一类是成排老百姓和中国军人被枪杀的情况，最多的一类是妇女的照片，各式各样，奸淫镜头，看了令人发指。

  这一批照片，林泽苍选出四种，又翻成底片，卖给外国驻沪的新闻记者，得到酬金法币四百元。这四张照片，后来全世界报纸都发表出来。

  后来大批照片如何下落，我也不知道了。（一九五三年时，日本人对于中日之战，出版了好多推究他们早期在华作战未能成功的原因，有许多人执笔指责当时军人在华作恶情况，形诸笔墨，销路很大。最后他们又出版了一部占领南京的画册，据说有图画数百幅，大抵这种图片是和这类照片有关的，这本画册出版之后，日本全国震惊，认为原来军人竟敢如此无法无天。这段消息我听到之后，急忙托日本朋友在日本购买，但是那朋友说：这书出版后第七天，已销到一百多万部，第八天就被禁止发行了，因为震动人心太厉害，所以一下子就禁掉了。)

  陶德曼对中日战争的调解，上海人都很关切，有些人认为调解必然能成功，有些人认为战争一定会抵抗到底，否则政府处在日本人的爪翼之下，以后中国的主权完全丧失，要是回到南京去的话，也不过成了一个徒有其名的政府，还有什么国家主权可言。

  在谈和期间，中国方面仍有作战准备，日本也仍然把大量军需品运到上海，我们这时居留在沉闷的空气之下，本来不关心时事问题的人，也逐渐把中日战争前途作为研究资料。

  那时节便产生了许多日本问题的观察家，其实这些观察家，都有其自己的打算，立论难免有偏见。

  龚德柏是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，他的观察最是深刻，他发表了许多文章，我都很喜欢读，他的意见：日本人不但要想征服全中国，而且要统治整个亚洲，所以在中国使用的军力，不过是十分之三，还有十分之七，准备用在南征，不惜与英美打上一仗。他这种观点，初时我们大家都认为有些狂妄，后来这些话，却一一地应验了。

  还有一个日本问题专家，是陈彬龢，他出了整套研究日本问题的小册子，撰述的人，许多见地都是很高超的，不过他有一种观念，总是不满现实，要推翻原有的政府。所以我们要听研究日本问题的话，众口纷纭，教人很难捉摸。

  倒是有一次碰到一位姓刘的长者，他是早期日本留学生，对日本的情况，观察力很深，他从来不执笔写文章，但是他的话，简直句句都有来历，而且把中日战争的最终的原因，分析得清清楚楚。这些话现在虽已过去，但是我看许多抗日书报都没有表达出像他那么高超的见解。

  他说出日本进攻中国，摧毁中国政府的军力，易如反掌，但是中国地方实在大，日本要是出兵几百万的话，也只要抱定宗旨和他们长期作战，使其泥足越陷越深，俗语说蛇能吞象，虽是一句不合理的譬喻，可是蛇要是真的吞并象的一部分，那么自己可能被胀死。所以日本武力的当权者，预先虽做过这种种调查，认为中国是一无可惧，甚至无数军人以游历为名，畅游中国各地。如松井石根，在没有开战之前，先到南京，再经广州返日，他也认为是不会超过一个月的，所以军人个个都磨拳擦掌准备出动。日本文人当权者，他们了解事情不是那么简单，虽说侵吞中国，意志是一致的，不过要运用哄、吓、骗、诈的外交方式，建议还是不要出动兵力开火来达到目的，这是上策，用兵动武，乃是下策。

  军人们对国内文人的论调，深恶而痛疾，所以动不动就将主张缓进的政论家外交家以及首相重臣，一个个都采取暗杀手段来消灭，大规模的暗杀事件陆续发生，不计其数。

  最骇人的如首相犬养毅、财相高桥，都为日本军人公然击毙，西园寺元老也受到恐吓，政府的政策完全操纵在军人手中。

  日本战前的政治制度，内阁总理虽有权提出财政部长、教育部长、外交部长等名单，但是对陆军部长、海军部长、空军部长，是无权过问的。是要由军方推出，内阁总理唯有仰其鼻息。军方要是反对其人并不推出部长的话，内阁总理就做不成。

  还有一点，即使内阁已组织成功，内阁总理不听军部政策的话，军部就可以令海相或陆相辞职，一个人辞去，内阁就要改组，所以从前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，完全处于军方爪翼之下。

  姓刘的长者又说：那么日本为何会造成这般的局面呢？他们是有法律根据的，因为海陆空军是直接隶属于日皇的，所以内阁总理对军事实实在在是没有一些力量来统制的。而且他们也有一种成规，军人在外行动自由，不受国内的命令拘束，所以有许多事件发生，都是军人闹出来的，内阁总理预先不知道，外交部长更是蒙在鼓里，但是事体一经发生，当地的领事就要乖乖地收拾残局，全国性的政治也是如此。

  军人在外，尽管不宣而战，外交部长只有代表军方说圆滑的话之外，没有别的话可说，即使咎在军方，外交部也要想出适当的理由来袒护军方的。

  这许多话，我倒是闻所未闻，所以陶德曼的调解，双方都是表面上作出一种媾和的姿态而已，军人是有军人的准备，中国政府也明知日本外交界不能约束军人，所以一场调解宣告失败之后，就大打起来。

  调解不成，掀起全面大战之后最初三年，实实在在可以说法币坚挺，老百姓对它的信心，一点也没有动摇，购买力也一如其旧，一般人都不了解什么叫做囤积，更不了解什么叫做外汇。黄金与美钞，不见流通，普通人对黄金美钞的重要性也无从知道。我们大家还是过着和从前一样的生活，认为打仗由它打下去，从不想到法币是会动摇的。

  只有一部分商人和逃难移居到上海的人，知道上海的物价是如何如何，乡间的物价又是如何如何，两者之间的差额很大，既然没有生意可做，就奔走两地，把甲地的东西，带到乙地，再把乙地的东西，带到甲地，以有易无，这样的卖出买进，可以从中博得不少利益，这种人后来就称为跑单帮，这种人从几百人开始，直到几万人，在战乱期间，借此维持生计。

  最初跑单帮的人，目的只有五样东西，这五样东西叫做五洋杂货，所谓五洋杂货，是五种外洋来的实用品，即洋火（即火柴）、洋油（即火水）、洋烟（即香烟）、洋皂（即肥皂）、洋布（即外国布），这五种东西，乡间都没有生产，向来靠上海运去，是日常的必需品，跑单帮的人就采购了这种东西，钻罅觅缝地走出界线。到了乡间，把它卖掉，把当地的土产米鱼肉麻袋等带回来，走一次单帮，可以赚不少钱，因此跑单帮的人慢慢地多，后来人数多到几十万人，这虽然是一种畸形的生意，但是勤力的人由于跑的次数多，赚的钱比普通职工的薪水要高出几十倍。

  这种跑单帮，虽然辛苦万分，可是回到上海把带回来的货色卖掉，同时再购入新货，然后就聊以地进入菜馆，大鱼大肉地饱餐一顿，因此中小型的菜馆，天天座无虚席，而游乐场所也是满坑满谷。

  大商家最初认为大战开始，是发战争财的机会。从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德国颜料绝市，造成了四个千万富翁，如贝某、周某、席某、吴某等，因此，这时好多大商人也在计划，怎样才能发到战争财，可是打了三年，货价并未提高，白白地空等一场。只有五洋商人，由于跑单帮的人慢慢的变多，他们倒有机会发了大财。

  战争到了第三年年底，上海的煤来源断绝，日本军舰到了上海，向煤炭商人购煤，这一下子，煤球就起价了。

  所谓煤球，是上海市民家家用来煮菜煮饭的主要燃料，是用煤屑和黄泥做成的，烧起来很耐久。由于此时存煤日少，煤球的价格天天涨，质料却渐渐地差，差到泥多煤少，煮一餐饭要用去好多煤球，我们感到生活上的影响，别的无关重要，倒是煤球关系最大。（后来几年，因为煤源不济，连电力都有限制了，家人吵着煤球买不到，我就想到战争开始时，曾经买过许多煤，堆在天台上，因为从前的煤栈叫煤，价格实惠公道，一担两但是不送的，一叫非一卡车不可，重十几吨，叫来之后，放在天台上，没有多大用处，日久之后也忘记了，后来才知道煤价飞涨，一担煤可以换十四担煤球。)

  这个时候，大家对黄金美钞还没注意到，我查出当年黄金美钞的价格，与法币的价值实在没什么变动，例如（录自《银行周报》)

  一、一九三八年四月，美钞一元合法币二元七角半，黄金十两合法市一千一百四十二元。

  二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：美钞一元合法币六元一角八分，黄金十两，折合法币一千九百九十九元。

  就上述两项来看，法币的动摇，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之后才开始的，四月之前实在和战前相差无几。

  从前一般人还没想到物价涨，就是法币贬值，不像现在的人，商业知识丰富，脑筋较为敏感，物价会不会有波动，他们早已有预感，想办法不使手中的钱受到损失，所以要买东西，还是能从心所欲的。举一个例来说：我印一种医药杂志，每一期到纸行去购买十多令白报纸，不但很容易买到，而且价钱每次相差不多，我有几个朋友是办报的，报纸的销路都很大，每天买白报纸，也都没什么困难，直到一九三九年开始，白报纸的身价就高了一倍，本来每令三块多钱的，这时就要卖到七元左右，因此纸商个个都发了财，一般人就称他们为纸老虎。这还是物价波动的初期情况，后来就达到不可想象的地步，不过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纸商只有抬高价格，而没有居奇不卖的情况，初时在纸商方面说来，他们也没想到后来法币贬值，会跌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  初期法币贬值，有一个故事，传说纷纭：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有兄弟二人，哥哥勤勤恳恳地积了许多资财，弟弟有钱就买啤酒喝。弟弟常常囊中空无一文，可是他饮罢啤酒之后，总是把那些空樽堆在后花园旷地。后来马克跌到不值钱，哥哥的积蓄化为乌有，那位一味饮啤酒的弟弟，拥有啤酒空樽二三千个，反而可以用这些空樽来换取食物，继续生存下去。这一个故事，大家都付之一笑，认为这只是海外奇谈，谁知后来在上海也发生了类似这般的情形。

  一般商人，只知道求货如轮转，但求稍有所获，就买进卖出，最初三年囤货的人毕竟少数，特别是成千成万跑单帮的人，钱财越赚越大，还没有囤积的观念，但是到了这时，跑单帮的人，已成为天之骄子。

  我只懂得行医，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囤货，我有一个远房舅舅陶庭瑶，那时他是亚细亚汽油公司的买办，我的妹夫就在他的机构中任职。有一天，他走来对我说：现在最好的赚钱机会就是囤货，最好囤的货，一种是火油，一种是汽油，战争持续下去，这两样东西一定要涨上几十倍，只可惜我没有钱，你能不能替我垫一些钱，买进大批汽油，储存在你那间空屋中，本来这种汽油只配给与汽油站，但我可以有办法购买一二百桶（每桶五加仑）。我听了，心中虽不以为然，可是想到日后如果汽油绝市，自己坐汽车也不方便，因此就勉勉强强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于是大批汽油，一下子就运到我的空屋之中。

  这些汽油运到不过两天，四面八方的邻居都来向我婉婉转转地提出抗议，说是：你囤积了这种东西，实在危险得很。我听到一个囤字，心中很不舒服，我说：明天我准定叫他们搬走就是了。我的妹夫也没有很好的方法，只好雇了卡车，浩浩荡荡地运走，四邻都目睹此事，大家也就放心了，不过搬到最后，我还教他留下二十桶，备作自己日后之用。谁知道日后汽油果然飞涨，涨到一千倍一万倍。连算都算不出。这时候号称一滴汽油一滴血，我最后的几桶汽油，要是以战前数目来讲，可以买进一幅地皮。

  【陈存仁（1908—1990）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。原名陈承沅，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。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，师从丁甘仁、丁仲英父子。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《康健报》。1929年自设诊所，独立行医。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，赴南京政府抗议“废止中医案”。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《中国药学大辞典》，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。1937年东渡日本，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，整理出版《皇汉医学丛书》。1949年赴港行医。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。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。同年编撰出版《中国医学史》。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。1979年应日本“讲谈社”之邀，编撰《中国药学大典》（共四大册，1982年正式出版）。1980年初，获台北“中国文化大学”名誉博士衔。1990年9月9日，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。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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